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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中共的天下 流氓的天堂 ——记中共政府以黑帮手法围困我们全家的第12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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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共绑架欧阳小戎及胡佳的第38天,也是齐志勇被中共以流氓手法绑架的第39天,末日的中共,终于可悲地对其流氓恶棍嘴脸不再进行任何掩饰。

因 准备清明节返老家祭母,故,下午我与夫人和孩子一道去探望侄儿。下楼出门不一会儿,来自我家不同角落的一长串的无牌照的跟踪车辆很快聚齐。在去的路上,跟 踪车辆还能像前两天一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能是由于我在侄儿的理发店逗留的时间长了一点(3个小时),那群显然失去了耐心的秘密警察,又“旧病复发”, 开始不停的在理发店的周围来回游荡。他们人人佩戴墨镜,个个手拿一张报纸捂脸,绝一色的个个面色严峻,可谓与众不同。在返回的路上,这些秘密警察显然是发 泄对我的不满,他们的车辆始终前后左右离我的车辆不到一米远,能看出他们是刻意营造出这种恐怖氛围。

得悉我的行踪,去年被中共假司法之名野 蛮迫害的蔡卓华牧师的母亲寻踪而至。眼前来回游荡的秘密警察成了我和老人一见面谈论的话题。老人告诉我说她看到了有关秘密警察跟踪我的报导,她说尽管跟踪 我的那一群秘密警察的手段很下流,但与跟踪她和她孙子的像疯子一样的那一群秘密警察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老人说:“跟踪你的秘密警察闯入你的家一次,跟踪 我和我小孙子的秘密警察每天要百分之百的闯入到我的家里面。他们每天至少有4人,整天就坐在我家客厅里的沙发上!一大群男人,我们一老一少实在是不方便, 每天都是这样,他们可是钻到人的内心深处去侮辱人啊,高律师!别看他们个个都很年轻,这方面他们可有经验了!有一次他们坐着无聊,一名年轻的便衣对我 说:‘你不知道共产党在做什么?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共产党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着怎么整人,怎么收拾人,你不知道吧?!’面对这群每天都要坐在我 家里的人,我们很无助阿!他们就是政府派来的,你还能去求助谁呢?!”

看到老人无奈的神色我真不知对老人说些什么才好。秘密警察做到如此逍遥的程度,整个人类社会,也只有中共的特务才能如此的弃绝人类本有的羞耻功能,堂而皇之的把一个最不能适于人类社会的肮脏行当,当作天使的美差来做!

秘密警察对蔡母说“共产党整日就琢磨着怎么整人”,这句话可谓一语中地。

自 我为法轮功上书胡温三封公开信后,我个人的遭遇几乎无人不知。先是电话恐吓、之后在全国搜集我办过的所有案例,从太石村郭飞熊事件入手,“依法”找出了两 条“罪证”将我的律师事务所停业;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我的全部经历,到我原来所有工作过的单位,甚至包括已经倒闭了多年的、20多年前打过工的一个厂 子,调查高智晟是怎样变成一个“坏分子”的,甚至连我和夫人的祖宗三代都查了个底翻,令人失望的是在今天之前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可以置我于死地的罪证。在动 用警察围堵跟踪我的全家时至今日的同时,又开始调查我事务所的全部财会账目。

这还不算,今天开始发生在我家的事情更是为这位年轻却“独具慧眼”的警察的结论“共产党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着怎么整人,怎么收拾人”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 我考上律师的11年前,我曾经在新疆的 水泥厂工作,在离开这个水泥厂之前的一年里,我曾经为这个厂推销过一年的水泥,在我考上律师资格临走的时候,也就是十一年前临走的时候,我将一年中推销水 泥的的账目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其中有11万多推销出去的水泥钱款还没有收回,按照财务规定的手续,我将原始提货凭证全部作了交接之后,我才能离开原来的 工作单位。

11年过去了,这11年的头五年我一直住在水泥厂的家属楼里,每天和厂机关的干部们照面,没有任何人提到我有任何遗留问题;11 年的后6年,我来到北京,但每年至少要回到这个水泥厂3次,(夫人的娘家是该厂的职工),每次也都会和那些头头脑脑们点头招呼,同样没有任何人有任何问 题。

昨天,水泥厂的两男一女突然来到我们家,令夫人颇感蹊跷,因为所有来我家里探望我们的朋友没有不被带走盘查的,而这三位旧相识却安然优 哉的来到我们家里,当时我就对他们说,不管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还是要款待老友,那天我们高高兴兴的一起在饭店吃了饭。饭桌上,他们提到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 当年没有回收但已经交接的11万的贷款,按他们的话“我们厂在外面的欠款有1.2个亿,其中有几千万、八、九千万已经十几年的帐了,谁都不去要,怎么会想 起来你推销 的这个水泥钱,突然让我们来去要?”……

今天,这三位昨日饭局上笑语盈盈的老友,一天6次来到我家,不停的敲门,敲过之后便到楼下大喊大叫:“高智晟,我们是债主,要来拿你欠我们的二十万的货款!”

按 照中国民法四十三条规定:当时我给企业推销产品,按照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对外经营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法人来承受。也就是说,当时我以 他的名义推销水泥,营利可能是他的,那么风险当然也应当是他的,我只是拿工资,我和企业不是债务关系,这一点法律上是非常清楚的。

其次,退一步讲,假使我和销售企业就是债权债务关系,这些所谓的“债务”也应该在两年之中起诉,不是十一年之后,否则就失去了法律效力。

而且,11万的帐款,张口就变成了20万,当年我是按照规定,将原始提货凭证都嫁给了厂方,也只有这样我才可能里离开厂里。此种情况下,我怎么还可能将我的事务所账目让那些人拿走呢?在中共的天下,还有那些官员可以有让我们可以放心的信誉呢?!

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当事人身上,我会劝告对方可以通过法律程式诉讼,我会建议我的当事人对骚扰报警,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的时候,夫人坚决地制止了我要报警的想法,她的理由和蔡妈妈如同一辙:“他们就是政府派来的,你还能去求助谁呢?!”

荒唐的事情每天都在一本正经的发生。我在文章中曾写过:“只有中共想不到的恶,没有它不敢做的恶!”

那些明明白白的知道“共产党整日就是在琢磨人,整日就琢磨着怎么整人,怎么收拾人”的秘密警察们、那些明明白白昧着良心和中共大跳艳舞的“老友们”,你们真的以为“中共的天下,流氓的天堂”的局面可以千秋万代么?

2006年3月24日在有特务与黑社会打手围困的日子里于北京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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