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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从陕北农娃到十大律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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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和夫人
 
 

**是道义帮助了他们

邹伟毅案是我律师生涯中一起刻骨铭心的案子,当时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们在给孩子打官司的过程中的付出, 今天讲起来我自己都感动,但社会给我的更多。官司打了几年,我和孩子的家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逢年过节我和老人家都是互通电话,2002年我到丹东去看了一 趟老人和孩子,他们拿出一样东西让我泪流满面。那是我这些年在节日、小伟毅生日寄给孩子的四张200块钱的汇款单,他们把汇款单复印下来,装裱在相册里 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最好的一种纪念。

在丹东我带着孩子在当地转的时候,因为当地对这场官司进行了跟踪报导,出租车司机不要我们的车费,公园不要我们的门票,我在小商小贩的摊上给孩子买东西卖主不收我的钱……。我跟当地人开玩笑说,我应该考虑搬到丹东来生活,这样我一生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但 是,六年多的律师生涯我们也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法制的丝毫进步。国内媒体在邹伟毅案后采访我,他们说该案是全国医疗事故赔偿额最高的,你应该感 到高兴。我说,就孩子的具体权益而言,他能获得赔偿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在我介入此案之前,为什么没有一个部门想起要给这一老一少解决问题?为什么司法 部门要拖六~七年才能还给孩子一个公道?为什么当孩子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全中国站在他一边的律师寥寥无几,而当像被告这样角色需要律师的时候,迅速的就 能使得东北一流的律师参加到和残疾孩子斗争的行列中来?

关于医疗领域伤天理,灭人性的案例太多了。这种案例首先是由于医院的技术和财产 规模方面的强势,以及他们属于国家机构,使得他们处处占有强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门没有道义和对法律责任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使得这一类型案件的处理极其不 公正,甚至是伤天害理。这几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我不遗余力地做了点事,由于我的每一起案件几乎都能在国内引起大规模的报导,也确实在全国范围改变了一些观 念,

周成汉与邹伟毅有着一样的遭遇,同样是超剂量使用药物的医疗事故,同样是双耳失聪,同样是我为他打的官司,但他没有小伟毅的幸运。

医院把孩子治残了,卫生局局长亲自作医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种嚣张和无耻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会发抖。他在法庭上公开讲,决不能让你们赢得这场官司,万一你们赢了,只要我在位一天,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周成汉的祖母当场气得昏倒在地,法庭出来没半天就死了。

这 场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异常艰难。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发言时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法官先生,一个社会,当道义没有了力量,真实没有了力量,良知没 有了力量,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社会。今天在这法庭的国徽下真正演义的是什么?是道义、良知、人性和真实在你们的手上全部丧失了力量,是公、 检、法、医院、卫生局、党委、政府联手和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孩子在斗争。”

这不是情绪化的语言,是真实的悲痛!

这场官 司最后悲壮的胜诉了,判赔48万多,但尽管我们竭尽了所有的力量,到现在受害人一分钱都没拿到手。这是制定法令和执行法令者的耻辱。这个孩子现在戴了一个 耳蜗,这个耳蜗不是拥有十三亿人民的中国给他的,而是瑞士驻中国大使看到关于孩子的报导后,给孩子捐赠了这个耳蜗。

99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9岁的脑瘫病孩。

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这家人姓王,家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孩子三岁时患了当地牧区很流行的包虫病,部队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导致脑瘫。之后他们多次到医院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每一次都被赶出来。于是举家来到1,4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找我。

听着他们的故事,看着孩子,我眼泪哗哗的。病孩长得非常漂亮,可脖子却像面条一样,人要扶着,头能支起来,人要不扶,马上就耷拉下去了。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全部乱套了吗?我给孩子塞了两百块钱,并决定给他打这场官司。

新疆贫穷落后,新疆法官的保守在全国也是榜上有名的。我为此案四次往返于阿勒泰和乌鲁木齐,最终给孩子争取了16万元赔偿。

那 几年像这样的案我处理过不少。还有一个民工的孩子叫杨伟国,3岁,到市场玩的时候,看到卖海鲜的摊上放着矿泉水,拿起来就喝了。原来那是黑心的商贩为了使 海鲜看上去新鲜、有光泽而使用的烧碱水。孩子不懂,以为是饮料,当时就把整个食管烧得全部粘连在一起了。医院拿出一个方案说要做22次手术,要把整个食管 全部切除,然后把小肠还是把哪一部份一点一点往上拉,一次手术拉一点。

孩子的父母在出事后紧急地跟小贩交涉,小贩拿出了一万块,还要孩子的父母打了个借条。

给孩子做了两、三次手术以后这个家已经倾家荡产了,医院里有个医生建议他们到新疆去找一个叫高智晟的律师。这家人就拽着一个名字,没有电话,没有地址,到新疆找到了我。

这场官司对方的阵容是十名被告,十二名律师,非常庞大,因为他们个个是个体户,都有钱,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孩子又瘦又小的父亲。庭还没开呢,对方就故意放出风声,说他们跟当地的政法委、人大和法官关系如何如何,“姓高的想赢本案,如履蜀道!”

一开庭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理智,你们将给孩子赔钱,你们输的是钱;如果你们不理智,迷信那两个钱的力量,那你们将输掉道义和失掉钱。

我当时正在给新疆检察系统讲课,他们一听我是免费给孩子打官司,给我派了车。新疆电视台对这场官司一直跟踪报导,强力地支持了我,法院最终判决给孩子赔偿32万。

非常不幸的是,官司打赢了,杨伟国这孩子却因为耽误了治疗死了。

……

这几场官司都打赢了。正因为打赢了,我更有条件去评说它们。

从 这几场官司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民众对道义和良知的支持。我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谈到,这大概是中国仅存的一点希望。至于法律,至少它没有自觉的 发挥作用。那些最终对受害儿童有利的判决,往往不是为了维护孩子的权益,而是慑于来自社会主流、非主流道义支持的能量,在新闻媒体反覆跟踪、报导的压力 下,不得不作出的。即使法律在这期间产生了作用,也是偶然力量的介入和偶然因素的刺激,最终迫使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这几年如果有一 些成就感,那就是我支持了很多孩子,使他们因为我的代理获得了一些赔偿。某些持相反价值观的同行称我是“一条在全国各地拚命免费为人打官司的疯狗”,我觉 得这话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律师,打免费官司绝对不是我的追求,而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接受”。它不是一个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接受的结果。当那些受害 人、那些父母背着孩子万里迢迢找到了你,你了解了他们的痛苦之后,他们流泪的过程就是你流泪的过程,你还能有什么选择?你觉得你没有力量保护他们,但至少 可以参与他们所谓“维权”的过程。仅此而已。

当然,那些案子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前几年,全国各地这类型的案件来找我的很多很多。毫无疑问,不管我疯到什么程度,我不能全部接下来。

 

● 每个案件背后的制度问题

中国和法制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小小的案件,最终都能反映出深深的制度问题。它真实的存在而且非常沉重,但你永远不知道在什么环节上去改变它。实际上当你有改变它的愿望的时候,你已经很危险了。

企业买卖中的任意游戏规则

2000年11月,我从新疆搬到北京。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一起国有企业买断经营案,状告新疆巴州政府,那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州,全称叫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该案的背景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对国企进行大规模的改制,当地的那些官员从北京开完会,为了表达他们和党中央一致,回去新疆就非要卖掉当时州里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巴州农机公司”。这就是他们对“十五大”精神的理解。

当地很穷,再说巴州农机公司年年亏损,累计亏损上亿,没人买。你知道那些官员是怎么给人家做工作的?他们盯上一个叫吴安民的:你必须买。为什么必须买?“因为这是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稳定的需要。”

于是硬是把这个企业“卖”给了人家,两年以后,企业开始盈利,他们又要求人家把企业退还给国家。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稳定的需要。”一个字不添,一个字不减。

巴 州政府出动了警车,强行把企业给夺到手,我们就立案起诉它。你知道,中共的那一级官员,别说不懂法,简直毫无法律意识。他们竟然把电话打到我所在律师事务 所的主任那,强令律师不得进入这种案子。我们律师事务所就此演出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形成一个“合伙人协议”,决定要我退出本案。我说这证明了你们 是软骨头,我是不会怕的。但人家倒也不完全是怕,人家说,“高律师,你作律师没两年,你不了解咱们这个制度,你要是这样打下去就不能在新疆呆了。”就这 样,我跑到北京来了。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结果非常不错,除了老板背信弃义不给我付律师费以外,一切都是圆满的。政府把企业还给了他,另外因为没钱给,赔了大概相当于八千多万人民币的土地。

民房强拆官司履打履败

民房强拆官司我是打多少起输多少起,百分之百的输。这个数字不是官方统计的,绝对准确。广州大学城我代理了70户拆迁户,70户都拆了,水星水库民宅强拆的野蛮就更别提了,哎呀,那推土机是何等的气派啊!

像这类赤裸裸违法的案子为什么没法打赢甚至不许立案?因为拆迁是当今中国两种最强势力者的需要,一个是房地产商,另一个是房地产商的走狗——各级政府官员。他们在法律上还是怪物,任何法律都不能制约他们,这样的官司你能打赢吗?

今 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搞的歌功颂德的“同一首歌”系列节目,广州一年有多少令他们得意的政绩不提,偏偏把“广州大学城”拿出来,还占了不少镜头,我不看中央电 视台,但孩子看时我在一边听到了,我笑了。就像前几年媒体大规模的报导北京“南池子改造”的正面价值一样,现在大部份公民都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凡是当地官 员竭力去表彰,反覆向外面张扬的东西,这里面必定有鬼。他们可以把自己制定法律视为狗屎,但永远改变不了文明社会的共识。

“特殊案件”

法 轮功案件前几年我基本没怎么接触,因为每个律师心里都明白,有关部门不允许律师参与。像这样的“文件”有谁亲眼看到过你无须去落实,但不让律师参与的决定 和精神存在不存在,你也无须有什么疑问,它肯定是有。你要去随意问个律师,他都会告诉你,99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一个任何律师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没 有看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局可以在适当时机会出来澄清所谓的谣言,给你戴个恶毒攻击、侮蔑党和政府的帽子。

应该说,所谓的“胡温新政” 使得相当一部份人有了一些异样的想法,一些有别于江时代不一样的想法,去年7月份以后许许多多法轮功人员或他们的家属给我来信,这些来信和来访使我开始关 注法轮功的问题,可谓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及至我2004年末亲身介入石家庄黄伟的案子,零距离地感受到了以往的“听闻”之后,我真正感到它的恐 怖在哪里——整个“610”的体系在法外控制着一切。

通常一般的案件我都是由助手去立案的,法轮功属于“特殊案件”,我和他一块去的石 家庄。我们跑了三家法院,其中两家对申请立案的回应是三点:1)法轮功案件一律不予立案;2)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也就是不允许你再作任何司法究责;3) 不告诉律师依据是什么。第三家法院在此基础上外加一条:你这样干很危险,如果还要继续的话,我们要写司法建议处理你们。

这是何等的荒唐!律师寻求体现国家法律价值成了一种危险,违法乱国的倒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他要处理你!

时至今日,为黄伟立案仍在追求和斗争的过程中。我给法院快件寄上了黄伟的立案材料,希望他们回到人类文明的理性和对人的尊重这个台阶上讨论问题。最后我附了这么一句:“如果你们继续与中国的法律价值为敌,继续违法不予立案,我们将提请‘违宪审查’”。

与此同时,我发出了那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希望当局权力的介入能遏止这种非法剥夺公民权利和公民人身自由的恶行。有谁能理解,一个律师选择规则之外、法律之外的途径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律师的痛,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不然怎么办呢?

今 天还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接黄伟案,我党一贯教育我们实事求是,我说不担心是说假话,肯定担心。别的不说,近一年有关部门与我的亲切交谈那是不计其数。作为 律师我心里很清楚,中国权力的运作不仅仅扭曲,很多情况下比流氓还无常,随时一个情绪化的判断就可以把你投进监狱。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斗争的。在文革时 像我这样的人马上就可以被枪毙掉,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你切不可以为当权者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或者他们进步了多少,这都是人们通过文明斗争,甚至许多人牺 牲了自由的斗争使他们作出的让步。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如果全体公民整体性的视而不见,这个耻辱和道义的包袱我们还要背多少年?如果所有的律师悄声无息, 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律师有何颜面去面对历史?

只要我还有自由,黄伟的案子我们将继续斗争。

 

● 中国律师的悲哀

我当律师打的第一起官司就是免费官司,之后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是给穷人免费打官司,七年来我始终坚持了这一点。进入了北京,当我多少有了一点积累,不再有温饱之忧之后,我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比较大,比较宽广的领域——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和制度层面上的不公平。

律师处理每一个案件,直接追求的无疑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我都希望社会文明的价值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关注。可以说,我们是跳出了个案利益的局限。

对 于孩子医疗事故的法律援助,我们一方面考虑的是残疾孩子的命运,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道义和这种医疗事故处理案件的法律技术问题;接手国营企业买卖案,是因为 企业改制出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尝试,不能让错误的司法判决去否定这个实践;对于民房强拆案的介入,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早在1954年就把私有房产纳入 宪法的保护范畴,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对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主进行灭绝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除了打官司,我还陆陆续续发表过一些文章,使得这些年来在某些领域我的声音不少,包括去年多次撰文批判利用国家暴力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残害,至少在强制拆迁领域纠正了对所谓“钉子户”的侮辱。也是因为这些文章,这两年国内媒体开始限制我的言论。

今天有关部门对我讲,对公民血淋淋的残暴不是中央的意思,我说,对,我也从来不认为中央会作出一个决定,要求各级官员残暴对待公民,但是,中央控制不了、放任、甚至是有意的放任,这就是中央的责任。

他们对我说,国家三令五申制止地方权力对公民的伤害行为,我说,“三令五申”是什么东西?它在宪法之上还是宪法之下?堂堂一部国家宪法尚且一文不名,软弱无力,三令五申又当如何?

他 们说,中国人素质低,如果让中国人游行示威,社会必乱。我问: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游行、示威的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宪法?是为了欺骗世人还是为了给老 百姓设陷?你完全可以把这些权利从宪法中取消掉,这么做虽然很无耻,但那是真实的无耻,或者说是无耻的真实,证明这部宪法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

中 国的黑暗太多太多了,尤其一些制度性的对公民的伤害,但这远不是悲哀的全部。我们的悲哀还在于当你和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在正式、非正式场合沟通的时候,发现 他们竟然都能完全认同政府的做法,这足以让你意识到你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同时你能看出这部机器在对人们洗脑的功能和能量上应该说是极具魔力。

比如六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但当局选择了子弹和坦克,人们也就觉得政府有开枪杀人且无须认错的权力。

北京居民叶国柱三代三个家庭在强制拆迁中失去了全部的房屋和财产,申请游行却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人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个概念:政府的拆迁是正当的、依法的,叶国柱的要求是无理的。

我 和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在谈到我接待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们几乎规律性的都会问“你看那些人的眼睛直得厉不厉害?”他们不是问那些人的眼睛直不直,而直接就问 “直得厉不厉害?”在他们的心目中都认定了法轮功学员不是正常的人。问题在于这不是他们通过和法轮功学员打交道获得的认识,而是这部机器对他们的成功灌 输。

……

回想当年自己步入律师领域时可以说连血都是沸腾的,以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肯定是支持的,但在相当一 个时间阶段以来,我对此目标已经彻底的悲观,改变社会价值的愿望可以说成了一种恶梦,实际上这几年我是理性的、或者说现实地把我的行为价值做了很大的调 整。比方说我现在每天要接待三、四批上访户,很多人认为这毫无意义,我当然也不傻啊,我也认为没有多少意义,但这些人都是满怀着绝望和愤怒来北京申诉、上 访,到了北京他们得到的是更加的绝望和愤怒,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要见我,我不能在电话里就拒人于门外。每一次见面,我都对他们说:我未必能对你的问题提供什 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我愿意听听你的遭遇,和你共同商讨在当前这种社会情形下怎么去解决。我现在只能做这些。

这个制度不需要律师,但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个体又迫切需求法律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律师每天面对的事实。

国 家运作没有规则或滥用规则,弱势群体的权益不断受到侵害,政府官员贪婪无耻,执法人员违法乱纪,独立司法判断制度的完全缺位,社会整体的不诚信和不道 德……,执业七年,可以说我们每天都被这种氛围所包围着。法治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需要具体的机制、步骤和真实的追求心态去实现的,在形式上做足了一个 文明社会的姿态,在实践当中一刻也忘不掉,永远舍不去流氓的行为;一边坚持党权大于一切,行政权力远在法律之上,一边高喊“依法治国”,说得好听是空谈, 说得不好听是欺骗。

我曾经有段时间踌躇满志地要为我们党搞一部“惩治其貌不扬法”,对长相难看的人抓住就收拾,都怪家里的镜子老揭我的短,身边的人也总唠叨,说我生于64年,看上去像个46年的老头,唉,怨自己长得不争气,哪天这个法真执行起来,首先遭殃的怕是我自己,这很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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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3/18/09 11:01:51 PM
高律师,你像是一个生活在患有癌症后期,不可救药的患者成群社会里的外科医生。拚命地用你的良知和医术去拯救那些病入膏肓的人们。读者你的文章,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活在那个可怕的社会是多么地艰难。这个制度就是不停地把癌细胞注入进每一个人的体内。让你传染,发病,以至丧失掉人正常思维,丧失人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