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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从陕北农娃到十大律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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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和妻女
 
(大纪元特邀记者易帆,记者郭若报导)从满山遍野寻挖药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样干活的煤窑童工,从为了混口饭吃参军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贩,从一个陕北的农 家娃到赫赫有名的“十大杰出律师”之一,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个人奋斗,多少上天眷顾,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饥寒和奴役,欺压和 屈辱,因为拥有那些浓浓的亲情和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爱,于是有了后来一宗宗惊动全国甚至海外的中国公民维权案,有了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愤然上书的“致全 国人大的公开信”,也有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有喜有悲的失败和成功。二00五年的第一天,当北京的高智晟律师回顾他身后四十年的岁月时,充满感触的说“上 天待我不薄。对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

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陕北农村。那是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时代,我们在这普遍贫穷的环境里又是属于最穷的。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坐在炕头上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

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他走的时候家里欠了医院80块钱,连尸体都领不出来。那年代80块钱很值钱,对我们家更是天文数字。记得当时一个姓马的老师的哥哥在公社当书记,是他到医院作了个担保,才让我们把尸体抬回去。

从 那以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家中7个孩子,老大17岁,小的才2~3岁。我几个哥哥,包括姐姐到了14~15岁时都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了,长大后曾 经问起母亲为什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我们打发出去,我母亲没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了解我们。把我们送出去,也许我们能活下来,如果把我们留在家里,可能都得 饿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家里就靠我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那时十天一个集。这十天挖的药材能让下一个十天有饭吃,下一个十天再为下下一个十天挖药材。就这样我和弟弟整整干了两年。

我15岁就和弟弟出去打工,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现在每当看到一幕幕血腥的矿难事故,就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境。现在由于全社会的关注,有关人员在形式上对这种矿难事故多少还有点顾忌和在乎,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

说是“打工”,实际上我和弟弟一分钱没有挣到。开始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挖媒,把一栋煤拉上将近2.5里的慢上坡,给一块钱。当地人有能力的雇骡子拉,我们就用人力拉。我们年龄最小,力量最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出来17栋煤。

在 那巷道里只要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或吵嚷,我的心就会发慌,狂跳不止,我就怕他们欺负我弟弟。当时有人要欺负我,我都感到很麻木,无所谓,但他们欺负我弟弟我 会觉得揪心的难受。一天下来,把当天拉煤的数字记在窑洞的墙上是我们兄弟俩最兴奋的时刻。9个月下来整面墙上都记满了数字。可后来的结局证明这些数字的唯 一意义就是让我们当时活了下来。

那次塌方,把我弟弟的腿给砸了,砸得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疯的在现场找破旧报纸,烧 成灰,死命地摁在我弟弟的伤口上。把弟弟从巷道里背出来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送医院的意识,只是希望弟弟不用干活,老板给养一段时间。可老板说我们那九 个月吃超了,分文不给把我们赶了出来。既然是吃得花销远远大于劳动所得,还顺便把我们那床脏得能敲出声音的被子也扣下了。那一幕是很悲惨的,书上经常说旧 社会穷人牛马不如,我们那会真是牛马不如,可那是1980年。

六神无主的我把弟弟背到一个农民废弃的窑洞里,晚上被窑子主人发现了,他 和他婆姨来问“你们是不是小偷?”我们不说话,问什么也不答,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婆姨非常善良,说“别问了,看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就 让他们住这吧。”他们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折回来,给我们送了点吃的。那是他们的食物,那些东西今天想起来真是连猪都不吃。

男主人非常瘦小。我们正吃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干活?我迫不及待的说愿意,只要给我吃的,能把我弟弟养活。他说“我们也很穷,你弟弟的饭我们管不起,但你给我干活,我每天付7毛钱。”

当时7毛钱能买到两大袋饼干。我每天去干活,委托主人给弟弟买两袋饼干,送点水。整整一个月,我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天不亮就去干活,晚上回去天已漆黑了。每天晚上回到窑洞,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弟弟,感觉他身上的温度,他均匀的呼吸……。

一个月以后,弟弟的腿奇迹般的好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穷人的生命力极强。

弟弟好了以后我和他合计,我叫他到西安找二哥,我自己之前给另外一个人修桥打工,他欠我43块的工钱,我要留下来要那些钱。

向那个农民预支了14块钱(我看到他也是向别人借的),我把弟弟送上了车。他在车上,我在下面,我们兄弟俩大哭。当时心里非常茫然,尤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弟弟,毕竟他那时候只有15岁。

之后我继续给那农民干活,20天把工钱抵完后,我又多干了一个星期,给他的窑洞倒土。临了这个农民抱着我流着泪说“你是个好孩子。你拿了14块钱以后完全可以走掉,你要走掉了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多少怨恨,可你不但没走,还给我多干了几天活!”

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复杂的思想,第一是要把那43块钱要回来;第二是想当兵。我的二哥当过三年兵,听说部队上吃得很好,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想过当兵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住的窑洞离要钱的地方相隔40公里,我平均两、三天去一趟,每次总是悻悻而归,最后只好放弃,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高智晟和他帮助过的孩子

●路漫漫夜长长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第一天我一口气走了80里路,到了黄陵县城,一点东西都没吃,肚子饿得很厉害。经过一家食堂的时 候,我看到里面的人在炸油条。那时已经是农历的十一月份,我身上穿着一套破旧的上衣。我把衣服脱下来捧上去“我快饿死了,能不能换两根油条?”一个30多 岁的人两手把我脖子一卡拉出门外,说:“小子,你看看这是什么字,这是他妈的你要饭的地方吗?”我抬头看去,上面写的是“国营食堂”。(96年我回陕北探 家的时专门到那铺子去了一趟。还是一家饭馆,但当年的国营食堂改成私人承包了。)

从饭店里被撵出来,我看到一辆拉煤的军车,一个戴领章 帽徽的人从车上走下来。从小就知道解放军如何如何好,我走过去扑通跪在人家面前,抱着他的腿说“解放军叔叔,我快饿死了,你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我一把 鼻涕一把泪地低头乞求,对方没有一点反应,抬头一看,原来街上走过几个漂亮姑娘,解放军叔叔正盯着姑娘看呢,根本没听我说什么。这次要饭也失败了。

晚 上我挨到了客运站,这时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必须到车站,跟着车的方向走,才不至于迷失回家的路。我已经死了要饭的心了,饥肠辘辘地躺在车站的门口过 道,浑身冻得直哆嗦。很晚很晚了,听到一个声音问:“娃娃你怎么了?怎么睡在这儿?”我睁开眼睛对蹲在跟前的老头说“我快饿死了。”他叹了一口气,“你跟 我走吧。”

老头是个石匠,六十来岁,显然是刚干活回来,口里叼个旱烟锅,手上裂着很多口子。到了他住的地方,他手都没洗就秤了一斤面, 给我做了一大碗揪面片。我连面带汤全部给他吃得干干净净。聊了一会天,我就在老人的铺上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老头交给我一张到延安的车票,又塞给我5块 钱。我知道他干一天活才挣一块五毛,这一下子就花了他十三块六毛!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礼貌,居然连老人的名字都没问就上路了,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黄 陵到延安那一百多公里坐公车半天功夫就到了。到了延安是下午,我咬咬牙吃了个5分钱的羊皮,另加七个饺子,两分钱一个,一共花了一毛九分。记得父亲去世之 前很久咱们家就没吃过饺子。当天晚上还睡在延安车站门口。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就醒了,起来就朝老家的方向走。

大概走了二十来里路,天亮了,我看到路边有辆老解放牌,一个驾驶员正站在车保险杠上修车,旁边放一个桶。我那时也不知道车上是否要水,提起桶就给人家去找水。从一里地外的水沟把水往回提的时候我心里还忐忐忑忑:他会不会要下这桶水?能不能带我一段?

那 司机头都没抬,把水接过去,倒在水箱里,又把桶递给我。这下我心里高兴极了,又给他提了一趟水。水提回来,车也发动起来了,他也不问我到哪去,就说了一个 字:“走。”我颠颠地正准备到人家驾驶室里就座,只听他说“去去去,后边去。”后来想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味大得不得了,人家肯定是嫌我脏。不过,管它前 边后边,那时候我人生值得喜悦的事情不多,那是我最喜乐的一次了。

这一截路不得了啊,从延安到绥德至少有270公里,当天晚上就到了。 到了绥德离我们家还有95公里路,这对我来讲已经是胜利在望了。我没舍得再动用那4块多钱,心想怎么也得把它带回家交给母亲。空着肚子就睡在绥德的长途汽 车站。鞋已经没有脚后跟了,我把钱塞在鞋子里面就躺下了。

半夜感觉屁股被人梆梆踢了两脚,踢我的人还直接给了我个名字“小偷,你在这干嘛?我们是民兵小分队。”

我说“你看到我在干嘛?”

“你他妈还嘴硬!走!”

小分队把我押倒车站警卫室,里面有个老头正就着一个废汽油箱烧炭烤火。他们把我交给那老头,扔下一句“明天再来收拾你”,就继续巡逻去了。

我 哭哭啼啼给那老头讲我的经历,我那时也有心计,想用我悲惨的经历打动老头,把我给放了。老头听了半天,站起来,一声不哼,从外边把门一锁,走了。我想他一 定是烦我唠叨。没想到过一会他又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红薯放在炭火上。等红薯烤好了,他把红薯塞我手上,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娃娃,把这红薯吃了。我 知道你不是坏人。他们明天要把你带到采石场采石,那是无限期的,什么时候他们高兴才能放你。你快回家,当兵找你的出路去。大不了他们明天来把我打一顿。”

哎呀,虽然黄陵城里要饭难,但这一路上,好人真不少!

回到家里,亲人久别重逢,免不了一番大哭。那些年咱一家人为了吃上饭各奔东西,家里任何两个人碰面都是哭,先哭一阵子再说话。离别难,相见更难啊!

母亲不同意我当兵。她不同意是有理由的,当年父亲病中要输血,我们负不起那个钱,就在我哥哥、姐姐身上抽。在我大哥身上抽得最多,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父亲去世以后,所有的重担又都落在我大哥一人身上,母亲是心疼大哥。

可我去意已定,我当时冲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喊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我对母亲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安排我上学,就证明你没有能力安排我的人生,那我就自己安排。”最后,还是母亲让步了。

当 兵三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首先让我认识到了了外面有别于老家、有别于民工群体的世界,多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或者说,认识问题的过程和氛围和以前不 一样了。而我也从最初只是希望能有一口好的吃,到奢望部队能不能安排个工作?然而,那个年代对农村制度性的歧视是公开的、明显的,农村兵从来都是哪儿来还 回哪儿去。

终于接到了复原命令,所谓“复原”,就是回老家种地。我是站着听到这个消息的,听到消息后一下子就蹲下了,一蹲下鼻子流了好多血。人在希望突然幻灭时,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生理反应。

高智晟和他帮助过助的孩子@

●天道酬勤

96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我94年自学大专毕业,95年考取了律师资格,96年开业当律师。这两年的变化非常 快,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母亲苦了一辈子,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 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91 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 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 一门,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 业那天人们很激动,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 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94、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 毕业的,我一个年届30,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187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 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用冷水洗 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年青人喜欢互相攀 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 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伙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的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

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 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着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 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呆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 室。

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 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 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500人听课,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 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 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百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 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 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

 

**和残疾孩子一起维权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点意思的,或者说从新闻的角度看有些新闻亮点的,都是为弱势群体打的一些免费官司,给受害儿童提供了一些无偿的法律帮助,其余都是经济官司。

1998 年7月15日,“中国律师报”有一篇题为“他们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叫邹伟毅的孩子的故事。1993年,孩子出生3个月的时候,在辽宁沈 阳铁路局医院打吊针,由于医院大剂量的使用青大霉素,导致孩子双耳重度耳聋。这个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这一老一少,奔走了将近六年,医院分文不赔。最后 老祖母拉着小伟毅双双跪在报社门口告状。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全国哪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愿意为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请迅速与“中国律师报”联系。”

我读着报纸泪流满面,当即把电话打到北京,希望由我来给孩子提供法律帮助。报社的回应颇让我感到沮丧,他们谢绝了我,理由是新疆律师的援助会让内地上十万律师面子上过不去。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我,原因是全国毛遂自荐的十三家律师事务所,多多少少都要求受害人承担一点费用,至少是差旅费用,唯独一个律师声明不要受害人掏一分钱,那个律师就是我。

报社把由我给孩子代理的决定告诉孩子的姥姥,老人当场拒绝,为什么呢?后来她告诉我,一是新疆太远,怕人情担当不起;二是她把新疆的落后和新疆律师的水平给联系在一起了。

我 给老人拨了个电话,我说,“老人家,我是新疆的高智晟律师,我自己有一个和邹伟毅同龄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在这种遭遇下父母的心情。我愿意为孩子打这个官 司。你见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作秀,我能给孩子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老人当时在电话上就哭了:“高律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称我为老人家,没有人 认为像我们这种人还有人格,还有尊严……官司就交给你去打了。”

这个官司打得很艰难。首先这一选择意味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们在新疆,受害者在辽宁,相距几千公里,单是我和我助手从乌鲁木齐到丹东的单程机票就是5千块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基金积累,可我爱人特爽快:“我们本来就是穷人,生活困难点没什么,我支持你。”

7月底接受了这个案子,我们用电话遥控,调查取证,陆陆续续共取得了13份证据。11月3日我和我的助手到了沈阳,从沈阳连夜坐了一晚上火车赶往丹东。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坐的是专门给小商贩准备的列车,非常乱,但便宜。

到了丹东,一下火车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举着一个牌,上面写着“接新疆高律师”。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不愿意打搅人家,我没有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没想到老太太从11月1日起每天举着牌子在火车站等我。

我只顾自己感动,可没想到人家老太太一看到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后来我们无话不谈时,老人对我说了真心话。她说,“我心里跟你们这些西装革履,很有派头的人天然就有隔阂,这样的人能给我们穷人办事吗?”

在丹东我们住的招待所是15块钱一个晚上,大白天,耗子在过道上肆无忌惮来回跑,把我的助手吓得够呛。她问服务员:耗子这么多怎么住啊?服务员也很幽默,“小姐你放心,这楼下是一所中学的厨房,耗子只是白天来吃点东西。这的居住条件差,它们晚上不在这住。”

东北非常冷,饭馆的饭、包子、稀饭都是冷的,老太太问我觉得东北怎么样,我说除了你老人家对我的热情外,什么都是凉的。

11 月5日我们开始紧张的工作。在我介入此案之前,孩子家曾经请过一位据说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律师,人称“周铁嘴”。周拿了孩子家1千块钱,要求医院给孩子赔偿 8千块。这8千块的案子被振兴区法院一压6年,周律师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另一方面,被告以16万聘请了两位东北一流的律师,并扬言他们宁可掏一百万 打这场官司,也绝不给孩子赔一分钱。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计算,我发现本案的索赔数额应当远远不止8千,我要老太太把索赔调整到70万(其中精神损害 索赔30万),送呈丹东中级法院立案。

开庭之前,法官劝我说,我们这个法院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来没有超过5百块钱,坚持30万精神损害赔偿对你们风险太大,一旦驳回,你们诉讼费用、诉讼成本的支出就太大了。我说你的劝告在情理上是善意的,但程序上是违法的。案件还没有审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应该陪我30万?

从11月5日到11月9日早上5点钟,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5天才把所有的开庭准备工作做完,9日早上洗把脸就上庭。

当天开庭的效果非常不错,我一进法庭就过去跟被告代理人——沈阳铁路局的卫生处处长握了握手。我对他说,“我非常欣慰地听到你那里有一百万的支付能力。可惜你在本案当中飞扬跋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把那一百万放好,将来你必定要为本案付出一百万。”

应 该说我们在法庭上是以压倒的优势使得对方非常被动。整个评审,被告一方仰仗自己的资产规模和强势的社会地位,准备得很不充分。这个案件还有个有利因素,4 位法官有3位是女性。法庭辩论阶段我发言的时候,眼前闪过的一幕幕,都是孩子和她母亲、姥姥六年来奔波于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最高法院信访办、 铁道部信访办、卫生部信访办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整个法庭抽搐一片,很多人都哭出声来了。

那天开庭开了7个小时,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家面馆。老太太说,“今天中午我们要请你吃一顿饭,如果今天中午你都不吃我的饭,你就太不近人情了。”

我说:“今天中午我还真想要你请我吃一顿,你要不请的话,就太不近人情了。”不过我提出一个条件:一碗牛肉面,不得超过三块钱的标准。

“好,好,好!”老太太很高兴。

当一人一碗面条摆上桌的时候,我发现多了两个5块钱的小炒。我当时心里别扭,扭头就走,后来觉得这样做对老太太是一种伤害,我又折回去,把那碗牛肉面端出来,站在门口吃。

我 不是在演戏,我知道十块钱对这一家是个什么概念。长达四、五年,他们没有买过一次菜,附近的小商贩都知道,只要这家人回来,就能看到他们在市场拣菜吃。其 中有个卖菜的只要看到他们,就送给他们一棵菜。后来我还专门去拜访过那位好心人。我说“您是真正的给孩子提供过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你能做到,我们的国家和 政府做不到。”

庭审结束后,我谢绝了老太太要给我们买回程车票的好意,给孩子留下了两百块钱,离开了丹东。火车上接到老太太一个电话, 老人在电话里大哭。原来由于她执意要和铁路局打这场官司,她的孩子都离开了她,并断言“这官司你打到老,孩子打到老,也打不赢!”后来老人的女儿,孩子的 姨姨读了当地报纸对这个案子的报导,回家扑通一下跪在母亲跟前:“连非亲非故的高律师都从新疆跑来支持你,我太对不起你老人家了。”

老太太在电话上说,“高律师,你是个神人啊!你不仅仅给孩子提供了帮助,也使女儿回到了我的身边。”

……

由于对方的势力很大,这场官司一直判不下来,春节前我给法院发了几个言辞辛辣的传真,又给孩子寄了两百块钱。在付款留言栏上我给孩子写到 “新疆的高叔叔很忙,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你。”

就 在春节前一天,老太太全家给我来了电话:一审判决赔偿41万,其中精神损害赔偿了20万。他们一家非常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两个41 万也不能弥补孩子和她家人遭遇的痛苦。那年春节我没过好,心里老压着这事。上诉吧,万一二审驳回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直到今天,精神损害赔偿 数额达20万的案例全国仅有4起,其中我手上就有3起。但如果不上诉,孩子的合法权益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上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可能还 要数次往返东北与新疆。

最终我还是决定上诉。99年4月19号开庭,16号我飞抵了沈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女儿生日的前一 天。二审我们多了个对手,孩子原来的律师“周铁嘴”因为对方多给了一点钱,竟然成了被告的律师。我们律师中间有这么一些毫无原则的东西,确实是件非常令人 痛心的事情。

这场官司我们彻底给孩子打赢了。法庭最终判决孩子获得83.7万的赔偿,这是国内医疗事故赔偿最高的。

但 是,这场历时将近七年的上访已经严重摧毁了这一家人的健康。七年来他们睡的是车站、码头、人行道,吃的是百家饭。小伟毅曾经向我炫耀的几张照片,都是在什 么国务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门前照的。有一次孩子发高烧,姥姥到被告单位想求点医疗费,被告单位4个保安把她抬着从大门口扔了出来。老人回家后拿 起菜刀一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头剁掉,对天盟誓:打不赢这场官司我就一头撞死在外面!

可以想见,受害人在这些所谓的“维权”过程中,身心需要付出何等惨烈的代价。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这官司再打十年八年,说不定你们还是健健康康的,一旦打赢了,大家的精神松弛下来,就都倒下了。

告 别这一家的时候还有一段“斗智”的小插曲。老太太说,“现在官司结了,你必须听我一次,我给咱媳妇、小孙孙买了一小箱海鲜,你一定要带回去。”我说“没问 题,我带。”我没理他们的百般阻挠,执意要把箱子打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里面有个塑料包,包了两万块钱。我把钱拿出来,老人家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高 律师,我们永远都斗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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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3/18/09 09:53:49 PM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律师公开站出来为高智晟律师的非法监禁逮扑以及在监狱中遭受非人酷刑进行法律辩护?无疑,起述的对象是执法犯法的现行执法法警机构。诉讼程序上难度会很大。但是,纵观中国的每一个案例,如果没有坚韧的意志和信念,诉讼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高师律的这起医疗事故案的胜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要有人默默无闻地坚持做下去,时间会给人们带来期待的。